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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写作始于30年代，那时他二十多岁，就已经初有文名了。后来游学在外，总是思乡怀国，尤其想念自己的母亲。他会把自己的所思所念所感所怀，用奇妙的文字搭建情感的望乡台。

其中最让人感动的，是他写的关于家乡和母亲的文章。时光流逝，却并没有冲淡他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，而是越来越浓……

季老于2001年5月曾写下一组纪实性散文《还乡十记》，里面记录了他回到故乡聊城临清时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但他却未曾料到，所选的“十”这个数字，恰好与他毕生还乡的次数形成了奇妙的呼应。

那一年老先生九十岁高龄，他写道：“要想写出我那些激动的感情，二十记、一百记、比一百更多的记，也是不够的……古人写过《浮生六记》，近人又有《干校六记》都是极其美妙的文字……我想改一句古人的话：十者数之极也。我现在就偷一下懒，同时也想表示，我想写的东西很多，决定采用十这个字，再发挥一下十字的威力，按照参观时间的顺序，写了十篇东西，名之曰《还乡十记》”。

第一次还乡，是1920年，季羡林年仅九岁。故乡传来大奶奶去世的消息，他便跟着叔父，踏上了人生中第一次还乡的路。

丧仪的肃穆、亲人的眼泪，第一次将“故乡”二字，深深烙进了他年幼的生命里——而这，竟成了他一生十次还乡的起点。这条通往家的路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或许还太远、太沉。

第二次还乡，是1925年，十四岁的季羡林正在读初中，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。他与叔父连夜赶回临清，在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那些沉重而缓慢的日子里，他曾独自赶着牛车，一路颠簸去县城为父亲抓药。

黄土道上深深的车辙，碾过的是一个儿子最早学会的担当，也是故乡在他生命里刻下的第二道年轮——不再只是童年的远望，而是近在眼前的、带着药味与牵挂的相守。

第三次还乡，来得那样仓促，季羡林回到济南不久，父亲病逝的噩耗便如冷雨骤至。他尚未从侍疾的疲惫中缓过神来，便再一次转身踏上那条熟悉的返乡之路。

仅仅数月之间，他两度在这条路上往返。同一条路，承载了他刻骨铭心的奔赴：一次为孝，是怀抱渺茫的希望疾行；二次为送，是载着永别的重量。

第四次还乡，是1933年的秋天。二十二岁的季羡林正在清华读三年级，接到母病速归的电报。他匆匆离京，先赶至济南，再一路奔赴临清。火车换汽车再换驴车，可当他终于踏进家门时，母亲的棺盖已经盖上……

母亲最后的容颜，故乡最后的温暖，都被那块沉重的木板隔在了彼岸。此时的他扑跪在母亲灵前，手里攥着未及送出的牵挂和心中默默许下的还未达成的誓言，他成了一个彻底失魂的人。

这次返乡，成了他毕生情感的残酷注解。他后来写道：“千不该，万不该离开母亲……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、地位、尊荣，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。”一切世俗的荣光，在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面前，瞬间失去了所有颜色。这是他求学路上，支付的最残酷的代价。

第五次还乡，已是1973年8月3日。六十二岁的季羡林先生，从1933年秋那个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孤身少年，变成了儿孙绕膝的老人，中间隔着战火、变迁与整整一代人的时光。

他在《还乡十记》中平静地写道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——路旁的树或许还记得那个独自赶牛车买药的少年，而此刻车上载着的，已是一个家族半个世纪的漂泊与守望。

第六次还乡，是在1982年。七十一岁的季羡林先生再次归来，当年那个从这里走出去的贫寒学子，如今已成为学术巨擘。他专程参观了临清一中与聊城师范学院（今聊城大学），在琅琅书声与年轻面孔间他久久驻足，恍然看见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正与眼前青春交叠。

这一次，他用学者身份完成了对家乡的另一种回望：将个人的乡愁，沉淀为对这片土地未来的注目、薪火传承的深深期许。

第七次还乡，是在1991年9月23日。八十岁的季老在参加完聊城师范学院的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后，再一次回到了临清。

八十岁的身影徘徊在家乡的名胜古迹之间，他看古迹，nba下注app下载已不全然是游子的凝视，更带着学者“考其文脉，观其流变”的沉静目光，如同翻阅一部立方的史册——每一处碑刻、每一片砖瓦，都与傅斯年所代表的学术传统遥相呼应。

那些碑刻塔影，既是对过往的追认，亦是与研讨会上那些思想光芒的无声对话。这次归来，是学术生命与乡土根脉的一次庄严对望。

此时的故乡，对他而言已不只是记忆的坐标，更是文化精神的故园。耄耋之年的他，站在时间深处，将个人乡愁淬炼成了一种更为辽阔的文化乡愁。

第八次还乡，是1997年10月9日。八十六岁的季老来到父母墓前，摒弃了一切从简的现代方式，坚持依古礼而行郑重地使用了三跪九叩的传统礼仪。动作庄重而迟缓，向生命的源头致以最深切的追思。

这不仅是对父母的祭奠，更是季羡林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执着践行，亦是一位游子对故乡土地与血缘根脉的终极叩问。

也许这位白发学者此时早已变回那个永远迟了一步的儿子，对母亲说出了告别与誓言：“娘啊，这恐怕是儿子今生最后一次为您扫墓了，将来我要睡在您的身旁！”

此刻季老明确表达了将来归葬故乡、长眠于父母身边的愿望，也是他对叶落归根最直接的诠释。

第九次还乡，是1999年9月27日。八十八岁的季老在出席聊城师范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典后，专程回到了临清。此行，他不再只是归来的游子，更是文化的托付者。

他将自己主编的煌煌巨著《传世藏书》赠予故乡的季羡林先生资料馆，并提笔写下那句著名箴言：“知足知不足，有为有不为”。

墨迹苍劲，这不仅是赠言，更是一位老学者对文化传承最郑重的托付：所谓“知不足”，是永怀谦卑向学问深处求索；而“有为有不为”，则是将毕生积淀反哺于文化传承的笃定。

他以垂暮之年，将最重的书、最深的悟，亲手安放于生命出发的地方，这一次还乡不是归来的终点，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起点。

第十次还乡，2001年8月，应临清市委、市政府邀请，已届九十高龄的季老重回故里。故乡为他举办了一场质朴而热烈的寿辰。

没有华殿盛宴，只有乡音缭绕、亲情盈室——这是黄土大地对游子最本真的礼赞。

这次他没有直接去墓地，而是在乡亲们的簇拥下，缓步走遍了官庄的每一条街巷。最后，他来到父母长眠之地，因身体所限，未再行跪叩礼，他肃立良久，我们看到了比仪式更沉重的思念。

这一次，季老把背影留给了坟茔，而面向了整个故乡的晨光。官庄的黄土路，终于用它最宽阔的温度，接住了一位游子跨越世纪的、完整的还乡。

数十年间，季羡林先生的身份几经变迁——从鲁西平原的农家子弟，到负笈求学的青年，再到远渡重洋的博士、誉满天下的教授……岁月为他叠加了无数头衔，时代在他身上刻下不同的印记。

然而，在所有身份的更迭之中，始终未曾改变的，是那颗朴素而滚烫的赤子之心：对祖国的忠忱，对故土的血脉深情，以及对母亲终生不渝的追念与愧疚。这份贯穿一生的情感，不曾因学识的增长而淡化，反因岁月的沉淀而愈加纯粹、愈加厚重。

季羡林先生在《还乡十记》末页写道：“十者，数之极也。”可这“十”何尝是终点？它是游子将心掰成十瓣，每一瓣都种在故土不同的季节里：春有老槐新芽，夏有井水甘冽，秋有麦浪翻滚，冬有雪覆坟茔。

当我们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他膝盖的伤、指腹的香灰、扫墓的竹帚，才惊觉所谓乡愁，不过是血肉之躯与土地签订的无字契约。十次还乡，十次将异乡的尘埃抖落，十次在故园认领自己失散的魂魄。

游子们，月是故乡明！“早点来临清”！回聊城，过大年！

《文旅聊城》综合整理

作者： 赵紫云（原文部分删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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